在中国科技界，有个令人颇为尴尬的现象屡屡被提及。那就是中国科学家似乎不愿将自己做出的科技成果，发表在中国的科技期刊上。这其中还不乏“成果等身”的大科学家，“名声斐然”的大成果。

过去一段时间，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及的“天宫、蛟龙、天眼、悟空、墨子、大飞机”不断被媒体传播，5年来，这些相继问世的创新成果，无一例外都是令人骄傲的国之重器。不过，稍加梳理便会发现，其产出的学术成果一旦落到“纸面”上，不是《科学》（Science）就是《自然》（Nature），多被国际知名刊物所收录。

当然，在国际学术舞台上亮相、争取话语权是值得鼓掌和叫好的。但从国内学术期刊的发展来看，有个疑问是人们所回避不了的：正在崛起中的中国科技，能否带着科技领域的学术刊物一同崛起？后者作为首次记录并传播原始科研成果的载体和平台，也关乎科技强国目标的实现。

在前不久举行的第十三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上，中国科协党组成员、书记处书记项昌乐披露了这样一组数据：截至2016年，我国科技期刊总量虽达到5000种，但被SCI收录的不到200种。“总量不少，但高水平期刊有限。”项昌乐说。

“外患”：能否从国外期刊手里抢到“好论文”？

今年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王恩哥院士在“盯着”一部书的进展：《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》，这是我国第一部反映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现状的蓝皮书，他担任蓝皮书专家委员会主任。

王恩哥在参与的过程中发现，当前中国科技期刊存在“三不一少”问题——在整体发展水平上仍然不高，学术影响力不强，国际品牌数量仍然较少，与我国科技发展需求还不相称。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科技发展的掣肘之一。

这一点，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、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颇有感触：我国涉及农业的科技期刊有900多种，不过截至目前，仅有7个期刊入选SCI。

他说：“国内科技期刊存在不少问题和挑战，但要说最主要的问题，很可能就是优质稿件不足。”

他以《中国农业科学》中文版为例，这是他所在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他们那一代人刚参加工作时，能够在《中国农业科学》上发表论文，就是他们追求的一大目标。如今，到了他的学生这一代，他发现这些孩子“基本上没有考虑过这本杂志”。

这当然不是“主观上看不上自己的刊物。”吴孔明告诉记者，中国科技在进步，中国科技工作者追求的，自然是能够和国际最前沿的农业科学家进行交流。在这个背景下，就会有更多、更好的优质稿件进入国外的英文农业刊物，还有中国人办的英文刊物。

“这是一个时代进步面临的必然挑战。”吴孔明说，不过如此一来，和国外期刊“抢”好论文便成了中国科技期刊首先要面对的问题。

国外科技期刊是什么状况？项昌乐也给出了一组数据：截至2016年，美国科技期刊总量高达1.3万余种，位居世界第一，被SCI收录的期刊数量4321种，也位居世界第一；英国科技期刊总量也有8357种，被SCI收录期刊数量达到2836种。

作为世界科技强国的美国和英国，同样拥有着堪称世界最高水平的科技期刊。而中国，尽管科技期刊和国际论文数量均居世界第二，但质量提升之路仍任重道远。

在这次论坛上，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朱江在报告结束时，依然在PPT末页奉上期刊《大气科学进展》的二维码。他说，作为主编，在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，线上线下随时“宣传”推广这本科技期刊已成为他的一个“习惯”。

“内忧”：科技期刊的基础科研诚信仍不牢靠？

近些年，谈及科技期刊的发展，似乎不再局限于科技界内部，而渐渐成了一个公共话题。这背后频频曝光的论文撤稿事件“功不可没”——

不管是2015年3月BMC撤稿43篇论文，同年8月Springer撤稿64篇论文，还是今年4月Springer出版集团《肿瘤生物学》撤稿107篇论文……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知识技术研发中心主任袁军鹏看来，这些事件逐渐让科技期刊成为大众媒体的焦点，其所暴露出来的科研诚信问题，也成为科技期刊界的一大挑战。

尽管，这些涉事的学术期刊无一例外都是外国出版物，但媒体并未停止追问：向外投的论文尚且如此，那向内投的论文，以及接收这些论文的国内期刊的科研诚信又如何？